新中国成立后，留在大陆的军统局特务该如何自处？这是很多人都好奇的事情。
王庆莲、祝仁波、戴以谦三人都是军统局特务，他们一个是译电小姑娘，一个是机务专员，一个是机要秘书，都是抗战时期隐于后方或暗线的人员，也都为中国取得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
在当时，他们都是为挽救国家危亡而来。这也是他们同样能得到人们敬重的原因。
到了解放时期，王庆莲和祝仁波作为专业技术人员，都没有参与到内战当中，而戴以谦因为关系背景和岗位任务的原因，曾在头一年间接参与到内战中，后来得以脱身后，立即站到了符合人民利益的一边。
所以他们三人后来都没有必要和其他特务一样退居到台湾，而是选择留在了大陆。
留在大陆几十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过得很幸福。作为最后三个特务，他们后来还在志愿者的安排下相聚到一起，还拍了张合照。
第一个特务王庆莲
王庆莲是一名女特务，在最初的时候，她不过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女孩。
年，王庆莲出生在浙江江山一个普通家庭。1岁的时候，她的父亲就因为一些原因去世了，王庆莲的母亲为了谋生，只好先把她送去自己的娘家生活。
然而，寄人篱下的生活并不好过，尤其是在他们家里经济也窘迫的情况下。因此，年，刚满15岁的王庆莲就决心要外出找一份工作来养活自己。
这个时候，人手短缺的国民党军统局正好来到江山做招聘工作，王庆莲的妈妈听说后，果断给她报了名。
当时军统局计划招收的人数是20人，而王庆莲就通过了筛选，成为了其中的一个。
最开始，包括王庆莲在内的20个人并没有被安排到军统局本部接受学习和培训，而是被安排到造纸厂的印刷车间做着最简单普通的印刷工作。这样做的目的是更好地观察他们的言行和品性，衡量他们是否具备从事特务工作的能力或潜力。
王庆莲最后是以积极认真的工作态度通过审核，被调派到军统局电报科进行岗前培训的。而后来她展露出来的语言天赋，也帮助她进入到了军统局本部，开始负责破译日军密码。
因此可以说，王庆莲也为我国最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王庆莲有强烈的爱国情怀，这种情怀使她非常厌恶侵华日寇，又十分珍视爱国同胞。因此，当抗日战争结束，蒋介石挑起内战的时候，王庆莲也因无法忍受军统残害同胞的行径而主动脱离了军统情报组织。当时她用的借口正是回家照顾老母亲。
后来军统局多次提出要高薪返聘她，王庆莲都坚定地拒绝了。
新中国成立后，王庆莲先是在杭州白肉市场工作，后来又到了江山粮食局当普通职员，和普通人一样过着普通的生活。这对她来说就是一种幸福。
后来，在动乱年代里，她曾遭到批判，也曾在自尽时被人救下，遇见过带有恶意的人，也见证过别人的善意。最后她等到国家平反的时候，她在乡下呆的23年也被算进了工龄里。
王庆莲后来接受采访时表示，“我退休31年，共产党养了我31年，晚年生活能平平安安过，我从心里感激共产党，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第二个特务祝仁波
祝仁波比王庆莲年长6岁，年的时候出生在了上海。
他同样是军统局的特务，但和做文职工作的王庆莲不同，他更偏向于专业技术人员。
14岁的时候，在姐夫陈一白的推荐下，祝仁波得到了进入浙江省警官学校接受无线电通讯学习的机会。这也为他后来成为专业性人才打好了基础。
陈一白是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电信专家，也是浙江省警官学校的教授，在他的帮助下，祝仁波最终选定了学习和工作方向，那就是制作和维修发报机，也就是机务工作。
年淞沪会战爆发时，祝仁波被迫撤离学校，和老师、同学们辗转多地后来到了息烽县，而他也在这里开始了工作，被分到军统局第四处第二科。
这是一个专门研究无线电通讯的技术部门，祝仁波主要负责制作、维修发报机以及安排相关人员的培训，常常需要行走在前线地带，也多次从日军的侦听扑杀中与死亡擦肩而过。
作为机务专员，祝仁波从接下任务起就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因此哪怕面临再多危险，他都始终没有退缩过。
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祝仁波离开所在部队，进入到交警总局工作。而在那里，他继续从事着与机务相关的工作。
年，在解放战争局势明晰之后，很多军统局机要人员纷纷选择退居到台湾，祝仁波未曾做过伤害同胞的事情，也不愿舍弃自己的家乡，于是就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上海定居，在那里成家立业，继续做着和专业相关的电讯工作。在那些平淡、寻常的日子里，他总能品尝到甜的滋味。
因此，他就成为了第二个留在大陆的特务。
第三个特务戴以谦
戴以谦和王庆莲一样来自江山县，在军统局里，他比王庆莲“有背景”。这是因为他是戴笠的族孙，按辈分来说他应该称呼戴笠为“十叔公”。
戴以谦投身革命是在抗战时期。年时，16岁的他刚刚初中毕业，因为年龄小具有可塑性，也因为能识文断字而被救国军江西铅山办事处的一个中尉选中，被对方带在身边做了副官。
2年后，戴笠来到江西发现了他，这才把他调动到了军统局办事处，让他跟在自己身边工作。
也正是因为如此，戴以谦才会开启他的军统生涯。
戴以谦先是被安排到安徽雄村特务培训班接受培训，学成毕业之后才回到东南办事处，成了戴笠最信任的机要秘书。
在军统任职期间，戴以谦通过监听情报多次直接或间接地剿灭日军分子，立下了功绩，因此他很快就获得了陆军上尉的军衔。
抗战结束后，迫于戴笠的安排，戴以谦也曾间接地参与到内战当中，直到年戴笠遇难身死，他才得以从军统中脱身，重获自由。而之后的日子里，他选择和傅作义一起参加了革命运动，建国后更是选择了留在了大陆。
在政府的安排下，戴以谦后来在养老院安享了晚年，对他来说，现在的生活“我很知足，比抗战时期要好得太多了”。
而他也因此成为了留在大陆的第三个特务。
王庆莲、祝仁波、戴以谦三人有着相似的经历和际遇，彼此间都曾听闻过对方的事迹，甚至还曾打过交道。60多年过去了，他们又成为了最后三个一直留在大陆的特务，都盼望着能够再见对方一面。
终于，在志愿者的沟通安排下，三个老人终于聚集到了一起，原本还有些拘束的他们，在提起以往的旧日时光后很快就变得亲近了起来。
其中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三人都没有后悔过留在大陆，而如今安宁、祥和又幸福的生活也正是他们最热切盼望得到的东西。
志愿者们最终还特意为他们拍了一张合照。历经漫长的岁月，三个老人得以并肩而立，而透过他们欣慰的笑容，似乎还能看到当年那个腼腆的译电小姑娘、乐观的机务员和冷静的机要秘书，他们奔走着抗日，一起肩负起挽救国家危亡的重担。
小结：
王庆莲、祝仁波、戴以谦三人都是军统局特务出身，但他们却从没有过为一己私利残害同胞的心思，相反，在抗战时期积极奔走的他们，到了内战时期则选择了离开，这也是后来他们不用和其他特务一样背井离乡退居到台湾的原因。
多年后，在志愿者的安排下，这三个有着相似经历的老人重聚到一起并拍了一张合照。他们都从未后悔过留在大陆，也对当下幸福的生活十分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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